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為什么中國人沒有血性卻最愛造反
時間:2018-02-09  來源:admin  
作者:莫之許,獨立評論人。
中國人缺乏血性,似乎可以從歷史和日常生活中隨處找到無數例子,但如果拉長視野,從大歷史的角度,中國人似乎又是最愛造反的群體,造反次數之多,頻次之密,為世界歷史所僅見。絕大多數王朝的覆滅,都與各類大規模起義直接相關,陳勝吳廣、赤眉綠林、黃巾張角、瓦崗寨、黃巢、紅巾軍、李自成……這些名字的后面,正是一個個被埋葬的王朝。
規模較小、頻次更密的造反起義,就不勝枚舉了。據統計,“東漢從安帝永初二年(公元108年)至靈帝光和三年(公元180年),七十二年中爆發了三十六次農民起義,差不多兩年就有一次。北宋、南宋共統治三百一十六年,農民起義共有三百五十八次(參見何竹淇:《兩宋農民起義史料匯編》中華書局1976年版),平均每年一點一二次。清代初年至太平天國革命爆發之前的二百多年間,散見于《清實錄》的農民起義在三百次以上,每年平均逾一次半。”(上述數字,引自季維龍“中國古代農民起義和農民戰爭次數多、規模大的原因”一文)。凡此種種,皆令人困惑:何以一個平時看上去缺乏血性,忍辱偷生的族群,卻如此輕易地沖冠一怒,走上造反的不歸路?要知道,在大一統專制之下,造反可屬于十惡不赦,株連九族之罪。是什么樣的原因,使得民眾要“舍得一身剮,敢把皇帝拉下馬”?
 

對比世界歷史,中國的造反傳統更加顯得特別。日本戰國時期的“下克上”、歐洲如德國閔采爾起義之類的事件,在其漫長的歷史進城中,都是極為稀少的事件。在我的理解,這需要從中國獨特的歷史尤其是政治傳統中去理解,中國是最早建立起中央集權帝國的國家,此后2000余年,雖有戰亂與分裂,這一統治形態一直得以延續,“千年之獄”,長夜難明,應是解讀造反頻仍的關鍵。
歐洲與日本封建體制下小國林立,歐洲還有教會權力的存在,君主或藩主的統治并不具備至高無上的特性,同時,在日常生活中,各級領主與臣民之間盡管有著上下之分,但也因各自承擔不同的社會角色,而形成了某種類似共同體的結構。領主固然從臣民中榨取經濟資源,索取包括勞役在內的各種奉獻,但也承擔著諸如戰爭、治安、裁判等職能,這不僅使得政治統治披上了一層溫情脈脈的面紗,也在事實上限制了領主對臣民的無限剝奪。
中國的大一統中央集權體制則不然,經由軍事征服建立的大一統體制,在其頂端是以軍事力量為根本的皇權集團,其下則是嚴密組織的行政官僚體系,不僅在政治上嚴格禁止挑戰,即使在日常治理中,也賦予行政官僚體系無限的權力,于官員則稱“大人”,民眾則無不為“草民”。一邊是高度集中、高嚴密組織的中央集權官僚制度,一邊則是分散、孤立、低生產水平的億兆草民。
官民之間不僅在統治關系上呈現懸殊對立的態勢,更形成了一種單向的經濟攫取。專制體制以少制眾,為了維持統治,多依靠專橫、獨斷乃至殘酷的統治手段,以壓制民眾反抗,而為了維持體制運行,又需要在經濟上持續地從民眾身上進行攫取。兩者結合之下,大一統專制體制成為了一部集壓制和攫取于一身的超級機器。
在大一統專制帝國下,這種政治懸殊對立和經濟攫取的運行,也就為民眾的造反埋下了種子。大一統專制體制的獨大,使得官家恒大,草民恒弱,治人與治于人之間不僅涇渭分明,而且懸隔殊甚,體制可以任意作為,草民卻不能有所抗爭。官僚集團具有自我繁殖和持續膨脹的本能,隨著朝代建立的時間推移,官僚體制越發膨脹,平時的萬馬齊喑,又進一步刺激放大了各級官僚的貪欲,對民眾的盤剝也就越發嚴重,所謂“生之者寡、食之者眾”,加上依附于官僚集團的各種人員的侵漁,最終必然會威脅到民眾的基本生存,最終,這種擴張連同不期而遇的自然災害、戰爭等因素,將民眾逼入到了生存的絕境的時候,造反也就成為了民眾最后的選擇。
在這個意義上,所謂沒有血性與頻繁造反,只是同一枚硬幣的兩面,其共同根源都是大一統專制體制的獨大。因其獨大而具有壓倒性優勢,民眾在日常生活中孤立無援,無從反抗,顯得沒有所謂的血性,也正是因其獨大而具有壓倒性優勢,專制政體對民眾的經濟攫取就不會遇到任何可見的抵制,就不會受到約束,而是持續擴張,最終,就是官逼民反,民不得不反。
大一統帝國的權力無遠弗屆,令草民無所逃于天地之間,官民實力如此天壤之別,專制統治又異常殘酷,但是,已到絕處,草民依舊不得不反。吊詭的是,大一統專制平時的強大,也同時也注定了其覆滅的命運。首先,大一統帝國自上而下的嚴密組織,將其統治推行到了其治下的每一層土地,同時也將其攫取和壓榨送到了每一個臣民頭上,這一統治的均質化,在平時有效地壓制了民眾,使其甘作太平犬,也使得各級官僚得以無所忌憚地放大貪欲,肆行壓榨,而將絕大多數民眾一步步地推向生存的底線,而一旦有人揭竿而起,各地的民眾就會因其共同的處境和命運從沉睡中驚醒,所謂天下景從也就不期而至。縱觀歷代形成規模的造反,無不是起于一點,而迅速蔓延,即可為證。可見,專制統治越徹底、越完備,其造成的苦難就越普遍,后果就越具有爆炸性。大一統專制帝國與生俱來,就攜帶了這種自我毀滅的基因。
中國歷史上造反頻仍、王朝更迭的現象,也被總結為所謂的王朝周期律,早就為歷代儒生們所熟知,為統治者建言獻策的儒生們絞盡腦汁,試圖為此開出矯正的藥方,但細究其藥方,不外道德性的勸誡,試圖在統治階層的內心植入約束的訓令,尤其是通過最高統治者皇帝的垂范,上行下效,阻止或者至少減少毫無節制的壓榨攫取,以避免造反所帶來的社稷傾覆。
不用說,儒生們的努力是沒有效果的,這不僅因為道德的訓誡在人性的貪欲面前往往是無效的,更因為儒生們沒有認識到,這種王朝周期律的背后,是一種由特定統治方式所造就的正反饋機制,沒有反向的制約,只有猶如癌細胞一般的單向擴張。而要結束這種正反饋,不可能僅僅依賴道德的力量,而是必須在制度運行中引入反向的力量,也就是通過社會集團之間的制度性博弈,形成約束機制,這一惡性循環才能夠得以結束。用今天的術語而言,也就是以權利為基礎的憲政體制。而只要沒有能夠有此種制度上的安排,只要權力依舊是無約束的運行,看似沒有血性的蕓蕓眾生,轉眼之間就會發出怒吼,所謂的王朝周期律,也就將再度降臨。
 

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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