用戶注冊 |  用戶登陸 |  設為首頁
  當前位置:首 頁 >> 兩岸四地 >> 正文
一個民族喪失血性的下場,警鐘長鳴!(深度好文)
時間:2018-02-09  來源:admin  
作者:金一南
 
 
一段時間以來,無原則、無條件、無界限的所謂“人性”,成為一批人的旗幟,也確實取得了一些“成果”。例如汶川地震中的“范跑跑”,網上就有不少人表示同情。
一些電視臺還以“思想解放”為由,組織正方、反方在節目中激烈爭辯。對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來說,這種現象是可喜還是可悲?
毫無疑問,所有人都有維護自己生命的權利和自由,但你是教師啊,課堂里有幾十個孩子啊,你就沒有一點兒責任?你撒腿就跑,把自己的性命看得遠遠高于幾十個孩子的性命,在哪一個國家、哪一個民族能夠得到認可?
如果說這種行為被我們一些人肯定為“人性”表現,那么這種“人性”與獸性又有什么區別?
如果這類理論橫行于我們的社會,我們又怎樣避免20世紀初孫中山的感嘆:四萬萬中國人,一盤散沙而已!
2014年3月,昆明發生暴.恐.案。暴徒持刀在臨時候車室肆意砍殺無辜群眾。
在赤裸裸的血腥暴力面前,該怎么談我們的血性?
暴行發生后,網上到處是逃生技巧、保命舉措,教人“不能激怒歹徒”,這還有一丁點兒血性嗎?有二百多人躲在一個小商店內,幾位男士想沖出去拼,馬上被攔住,“誰都不許開門,誰開門砸死誰!” 
我們的媒體都在譴責暴行、祈福逝者,不去反思為什么失去了血性,不去討論失去血性還有沒有生命的尊嚴
你可以“人性”不離口,但如果失去血性,你的人性能保全嗎?
人們的精神狀態沒有血性與正義的提振,誰敢說抗日戰爭期間,五六個日本鬼子帶著百十號偽軍就能把幾萬人趕得到處“跑反”、一把屠刀就能砍下一百多中國人腦袋的所謂“百人斬”局面未來不會重現?
 
建構主義鼻祖、美國人亞歷山大·溫特(Alexander Wendt)說:一個國家在生存、獨立和經濟財富這三種利益之上,還必須加上第四種國家利益,那就是集體自尊。
我們有些人以為國家利益就是溫飽,就是發展,就是韜晦與抓住機遇期,不知道集體自尊也是國家利益
為什么有些人“提起筷子吃肉、放下筷子罵娘”?他覺得自尊受了冒犯:雖然我吃飽了,有車有房了,但釣魚島被占了,南海被占了,海外僑民被欺侮了,傷害了民族自尊,所以不滿意,要罵人。這就是亞歷山大·溫特說的“集體自尊”。
 
中國是一個有著幾千年農耕文明的國家,寧愿人來犯我,不可我先犯人。“以和為貴”,儒家思想的影響根深蒂固。明哲保身,忍氣吞聲,忍辱負重。為了一己利益或茍活于世,什么都可以不顧。
人的尊嚴、社會價值、是非曲直、真理道義,都在忍、隱、退的灌輸下,變得無足輕重。活著就是第一要務;能攫取點兒利益則是第二要務;至于什么“尊嚴”,有沒有無所謂;什么“正義”,能不能實現要現實。
 

與此相應的,“人在屋檐下,哪能不低頭”“識義務者為俊杰”“活麻雀比死老鷹強”等等,在我們的社會大行其道。
今天看,唯有血性才能沖破種種過于精細的利益考量,彰顯一個國家、一個民族做人的品德與生命的尊嚴。精細入微的利益算計,丟掉的恰恰是國家民族的品德和尊嚴。
理性與血性:從精神上站立起來!
很多人把理性與血性對立起來,好像有理性就不能有血性,有血性就失去理性。其實,堅實的理性從來都以充沛的血性為前提:失去理性的血性可以說是考慮不周的魯莽和沖動,而失去了血性的理性則是懦弱與膽怯、順從與屈服。
讓我們看看如果理性中沒有了血性,是一種什么樣的“理性”。
一個非常關鍵部門的非常重要司的司長,在一次內部招待的餐桌上就東海和南海問題講了這樣一段話。他說:“打個比方你們就明白了,排隊的時候,前面擠進來一個壯漢,你又打不過他,怎么辦?不如少說些話,讓他加進去呢!”
你看他多么理性。打不過壯漢,索性讓他擠進來,吵吵嚷嚷有什么用。普通人說說這種“認”的話也就算了,但這是我們國家重要部門的重要司長,不說是政策制定者,起碼是政策提出者,腦中充滿這種沒有一丁點兒血性的“理性”,能想出什么樣的應對舉措,也可想而知。
我們今天的確還要忍耐,但絕不是無原則、無節制、無理性的后退。我們今天也還需要爭取發展的戰略機遇期,但卻不是坐等別人恩賜,而應去積極主動塑造。再拿出過往“以空間換取時間”的陳舊觀念,會發現今天的空間一旦丟失,未來也很難回歸。喜歡這篇文章的讀者,小編推薦微信搜索關注公眾號九龍軍事。可閱讀更多精彩好文。
美國總統西奧多·羅斯福,這個把美國從地區性國家帶向世界大國的人,令很多中國人頗有好感,因為他拿出美國所得“庚子賠款”的一部分返還中國,辦了“留美預備學校”,即今天的清華大學,還辦了協和醫院等。
 

西奧多·羅斯福對中國充滿復雜情感。他仰望這個東方文明古國,內心又鄙視它。在《贊奮斗不息》一文中他說:要是我們重蹈中國的覆轍,自滿自足,貪圖自己疆域內的安寧享樂,漸漸地腐敗墮落,對外部事務毫無興趣,沉溺于紙醉金迷之中,忘掉了奮發向上、苦干冒險的高尚生活,整天忙于滿足肉體暫時的欲望,那么毫無疑問,總有一天我們會突然面對中國今天已經出現的這一事實:畏懼戰爭、閉關鎖國、貪圖安寧享樂的民族,在其他好戰、愛冒險民族的進攻面前,肯定是要衰敗的。
我不知道那位司長看見這段話會有什么感受。西奧多·羅斯福以中國為警示,要求美國千萬不要像當時的中國一樣,因貪圖安寧享樂、畏懼挑戰而衰敗。
2002年11月,我們在國防大學與美國丹佛大學代表團討論中美關系,中午國防大學宴請。
吃到高潮處,該代表團負責人法諾站起來高聲祝酒。他說:“美國的裝備世界第一,中國的餐飲世界第一,愿我們把各自的第一都保持下去,干杯!
他太得意了,太忘形了,一下講出了內心所想但不該講出來的話。當時全場尷尬,他也覺出自己失言,坐下來很不自在,用了很多其他話來彌補,來緩解,想把剛剛講的圓過去。
 

十幾年過去了,法諾的話至今在我耳畔回響。我們中國人,外國人來了,好吃、好喝、好玩、好住,千方百計想給對方留下好印象。應該說,好客也沒錯。但關鍵是給這些強悍民族留下“餐飲世界第一”的印象,是增加我們的安全還是擴大我們的危險?
一個大國,僅憑大熊貓、兵馬俑、萬里長城、滿漢全席、孔子學院等立足于世界,行不行?印度大文豪泰戈爾講過一句話:沖突與征服的精神是西方民族主義的根源和核心,它的基礎不是社會合作。
這句話非常值得我們牢記。不彰顯中華民族的血性,就無法在世界民族之林中獲取我們的一席之地!
恩格斯在《家庭、私有制和國家的起源》中講道:凡德意志給羅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和帶來有生命的東西,都是野蠻時代的東西。
當年德意志把羅馬帝國滅了,從文明程度來看,德意志是落后的,但又如恩格斯所言:“只有野蠻人才能使一個在垂死文明中掙扎的世界變得年輕起來。”滅掉雅典的斯巴達,也是文明程度落后,尚武精神領先。
中國革命也是一樣。毛澤東說,革命不是請客吃飯,不是繪畫繡花,革命是一個階級推翻一個階級的暴烈的行動。從這個角度講,也可以說革命運動就是恩格斯講的“野蠻”。
正是中國革命的這種“野蠻”,把魯迅描寫的“阿Q精神”、毛澤東諷刺的“賈桂習性”一掃而光,給千年沉睡的民族肌體注入全新的激情、全新的尊嚴、全新的血性,讓敢于斗爭、敢于勝利、獨立自主、奮發圖強成為民族肌體內的全新元素,使這個民族真正從精神上站立起來!
應該說,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中國革命,令中華民族的精神面貌發生了巨大改變。
美國人馬克·萊恩和大衛·芬科斯坦在《中國作戰研究:1949年后中國人民解放軍實戰經驗》一書中說:中國人民解放軍的威懾作用,不是隨1949年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就有的,因為那時的中國雖然幅員遼闊,但卻被普遍看作是一個柔弱混亂的國家。這種威懾力量是人民解放軍不斷地被用于戰場,不斷地英勇廝殺,并連創佳績后才贏得的。
 
回顧當年,新中國剛剛成立,為了捍衛國家安全,就敢于“雄赳赳,氣昂昂,跨過鴨綠江”,與世界上最強大的武裝力量抗衡。
抗美援朝后,西方得出一個結論:在涉及國家安全的問題上,新中國再也不會退讓。
舊中國退讓太多了,動輒就是喪權辱國條約、割地賠款,動輒就是以空間換取時間,委曲求全。
那些在舊中國占盡便宜的人們,終于認識到:新中國再也不會這么做了。
 




360彩票网-购买